周慧珺（1939.12.6—2021.12.27），浙江镇海人。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第四、五届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中国画院艺术顾问，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4年，获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和上海市第六届“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2019年，获得上海市第七届“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周慧珺 行楷书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册（部分） 2010年
周慧珺 行书辛弃疾词二条屏
周慧珺二三事
李静 张亚圣
投师名家
依旁人来看，周慧珺敏行讷言、言辞不犀，但她的内心却始终潜藏着一股对艺术的激情与追求。对书法的投入，使她的这种情感被极大地开掘，激发了出来。此刻的周慧珺感觉要在书艺上更为精进，需要规范化的训练和名师的指点。于是，她决定正式拜师学艺，于一九六二年《临蜀素帖》入展结束后，慕名进入了江西路上的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
当时的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是由“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创办的，目的在于在青少年中普及书法，前后共办了九届，学员达四百多人，现今活跃在上海书法篆刻界的众多英才，大多都受益于青年宫书法班。青年宫学习班的学资不过两元，却云集了上海市最顶尖的书法师资队伍，有沈尹默、白蕉、翁闿运、任政、胡问遂、拱德邻、潘学固、钱君匋、赵冷月、方去疾、单晓天等一批享誉书坛的大名家在此执鞭，革新了中国书法长达千年私相授受的惯习。
就“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本身来说，也是在我国书法事业呈现凋敝、青黄不接的境遇下，由沈尹默先生倡议，在陈毅和魏文伯的关心支持下，连同潘伯鹰、王个簃、郭绍虞、任政等人的不懈努力于 一九六一年四月八日正式宣告成立的。由此，“书刻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书法篆刻组织，由沈尹默担主任一职，其时会员仅有八十余人。当时，协会占据了一栋两层楼高的花园洋房的底层，装饰简单，文化气息却很浓厚，二层则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所在地。一九八一年，上海中国书法篆帖研究会易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分会”。一九八九年，又更名为“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彼时的周慧珺还只是初出茅庐，这种齐整而高水准的师资队伍和严格的基本功训练，使得周慧珺书艺大进。尤其在名家的亲炙下，她的眼界不断拓展，遍临了多种字帖，楷书有颜真卿、褚遂良、欧阳询等，行书则以宋四家为主。各班的学生临写的碑帖都不同，有写颜体的，也有写欧体的。青年宫老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并不对此作任何的限制，他们只教你用笔的方法、原理，帮你分析哪种字体好在哪里，告诉你临习的要点与精髓。不像现今的老师让学生学临自己的字体，结果是众多学生千人一面、状若算子，没有了个人的气息，学生的字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师出何人。这种教习方式是有很强局限性的，对于书法教学而言无异于倒退。
书法艺术千变万化，代代相传，靠的就是一支毛笔的功夫。相对来说，运笔的技巧，古人远在今人之上。作为老师，就是应该帮助学生掌握这种技巧，懂得“取法乎上”的道理。海派书家一向对魏晋风雅中蕴藏之美情有独钟，“二王”书法的中和简澹与淳厚典雅历来是海派书家的终极审美追求，因此对于帖学要素的掌控成为了青年宫学习班中的必修课程。受到诸多名家指点迷津，周慧珺茅塞顿开，拿起一本帖时，不再像初学时那样茫茫然不知所措，能比较迅速地领会到各种字帖的用笔技巧和结构特点。
在青年宫中，学生们被划分为若干个班级，一个老师分管一个班，拱德邻成为了周慧珺的指导老师。拱德邻先生六十多岁的年纪，虽然操着一口浓重的苏北话，但长相清秀，书卷气十足。在周慧珺眼中，拱德林是个和自己性格相近的人，平时萧索寡会、闲静少言，口才更是一般，但思维直捷，也是个敏行讷言的人。那时拱德林早已从邮政局文书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每日精研书法理论和古典词章。周慧珺一直十分钦佩拱德邻，原因就在于他拥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古文非常好，不张口则已，一出口惊煞旁人。
就像偶像崇拜一样，青年周慧珺对拱德邻这类学识渊博、学贯古今的人保有一份仰慕、一份敬意。尤为难得的是，拱德邻为人低调，不图名利，一心蜗居潜游于学问中，因而在当时的名气比较之其他教师来说并不是最隆。平时为人处事又特别耿直，难免得罪了不少人。周慧珺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一位林姓同学将一幅写就的书法装裱好后得意洋洋地拿给拱德邻看，请他指点。拱德邻看都不看，只说了句“你已经都裱好轴头了，还给我看干吗，很满意了吧！”说罢转身走开。林姓同学尴尬地在那站了老半天，尔后怏怏离去。但对于那些踏踏实实、埋头习练的学生，拱德邻却丝毫不吝惜赞溢之词。
两期学习班后，拱德邻就不再去讲课了，每周日周慧珺就跑到四平路邮电新村的拱府上门求教。一次，老师对她说：“你从北京路市中心跑过来太远，胡问遂老师住在南京路河南路附近，以后可以向他多多请益。”一点门户之见都没有，她对拱老师的书品、人品更崇敬了。
我问周慧珺，上老师家讨教要不要交钱、要不要送礼呢？周慧珺笑答：“那时候不兴交钱的，学生朴实得也不晓得应该送啥礼，顶多偶尔拎点水果去。”她记得当时有学生送了一只火腿给胡问遂老师，“在书法界传开了，大家都在说一只火腿哦，算很重的礼哦！”
拱德邻还时常出入沈尹默（一八八三—一九七一年）的寓所，为他打点日常接待事务，特别是来信都由他代为处理。此时的沈尹默已年逾古稀，近视度数高达两千多度，读书看字十分艰难，有时要紧贴着纸卷才能略视一二。因此，已然很少写字作画，唯咏诗谈兴聊以自慰。周慧珺回忆：“沈老为学生示范时会不自觉地将字左倾，需要师母的不断提醒。掭墨时，偌大的一个砚台他却只在没墨汁的沿上轻碰，浑然不知根本没掭着，反而接着写。”
沈老家居海伦路，正对着海伦公园，是一幢日本式的建筑。屋子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作为卧室，下层则为书房，接待来自各地的同仁同道。整个房间的格调清雅简淡，除了书画就是书画，和沈老的气韵颇为相契。由于沈老历任市政协、市博物馆、市文管会、中国画院、市文联、市文史馆、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的各项行政职务，因而公务缠身，访客如织。不得以，他让好友拱德邻代为操持。基于这层缘由，加上沈老一生关注青少年的书法普及事业，拱德邻有时就会把周慧珺他们带到沈家中求教请益。每次，周慧珺都是战战兢兢地踏入房门，沈尹默的名声对于自小学艺的周慧珺来说是如雷贯耳，遥不可及的。而沈老总是表现出对学生特别的关爱，往往总会先接待他们，因为他觉得“青年人就像一张白纸，没有坏习惯，只要好好调教，容易把字写好。不像成年人，有的已养成不好的习气，先入为主了，要改掉是很困难的。”
对于周慧珺来说，最受益匪浅的莫过于沈老对于“悬腕”的讨论，这点谢稚柳在《沈尹默论书丛稿》序中也曾谈及。沈老常对她说：“学书必先学会悬腕，同时人要站正，笔墨才能随心而动，灵动自如，肆意挥洒。”他赞同黄山谷“腕要随己左右”的遗训，但有些人就误以为沈老认可写任何字都要持笔抬腕，手不离桌。其实沈尹默的悬腕论并不等同于他认为写字都需悬腕，诸如写小楷，他就觉得不必悬腕，写大正书时即使你不想悬都不可能。沈老早年取法不高，几不悬腕。直到在寺庙壁墙上抄写祖父诗文时才深感不悬腕之痛，后到二十九岁时才能悬腕自如。因此“悬腕抬肘”的理论对于周慧珺日后喜欢直立悬腕写字且书风凌厉的格调起了开蒙作用，始知：
写字不必笔笔中锋，要妙于起倒，达到四面灵动、八面出锋的境界；字的结构就是布白，字由点画组成，空白处也是字的组成部分，虚实相生、相守，才成艺术品。（周慧珺：《书道苦旅》）
话题回转，青年宫在当时会经常举办各色展览会、报告会、歌咏会、讲座、兴趣培训班和青年读书月等活动。书法课则一般安排在周日上午开课，分为两节。第一节是老师讲述基本用笔的方法和技巧，课间让学生自己习字临帖，到第二节课时由主管老师讲评并亲做示范。示范时几个班级同时汇聚在大厅中，划桌为邻。拱德邻先生评点时往往话语不多，更喜欢亲身示范。他口授言传，悬腕示范，使学员在执笔、运笔间熟练体察和驾驭其中的技巧。
一日，周慧珺在观看拱德邻的示范，忽然听见旁边一桌的老师正滔滔不绝地对学生作品进行讲评和指正，而且理论性很强，顿时使年轻的周慧珺产生了一种好奇。他觉得这个老师很擅言辞，而且言词犀利、切中要害。于是，周慧珺悄悄询问边上的同学，方才得知这位老师是翁闿运先生。初遇翁闿运，周慧珺就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多年后，翁闿运先生也是伯乐识得千里马，两人结成师生忘年交。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还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为市里的“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等书写奖状。于是他们就挑选青年宫书法班的冒尖者到市里执行“任务”。周慧珺总是躬逢其时，而且每次都很乐意去写奖状，原因就在于写完奖状，市里领导就会安排他们去“乔家栅”吃中饭。当时在“乔家栅”吃饭还是很体面的事，尤其是店里的鳝丝煨面，总是使得馋嘴的周慧珺垂涎欲滴，回味无穷。
回顾周慧珺在青年宫书法班的学习，不仅在书艺上有了长进，更结交了许多志趣相投的同龄人。假日里朋友们结伴一起去看书画展，一起去朵云轩看书画买笔墨砚纸，一蹲就是老半天，买不起的就慢慢欣赏，畅想所有。大家即使经常见面也照样用手书信札互通有无、切磋技艺，有时候他们还会交换作品，简单装裱一下，作为市里内部观摩的展品。周慧珺至今感激那段岁月，曾言语：
青年宫的老师都是名家，沈尹默、拱德邻、翁闿运、白蕉、任政、胡问遂，哪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啊！而且那时的老师是有多少讲多少，从不藏着掖着，是真心在培养苗子的。我在其中学了几年，受这些名家指点迷津，茅塞顿开，在用笔上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就算现在，也忘不了那些老师对我的教诲啊！（李静、张亚圣：《一生一首翰墨诗——周慧珺》）
一九七一年，一代书画大师、学者、诗人沈尹默不堪身心折磨，溘然仙逝。追悼会在西宝兴路举行，周慧珺也去送了自己的恩师最后一程。由于沈尹默的特殊身份——“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因而送别者寥寥，就连花圈也没有几个，场面悲戚万分。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景象对已成年的周慧珺来说触动很深，联想起沈尹老对青少年书法的关怀免不了潸然泪下：
漫长的特殊岁月使这个社会丧失了维系整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爱。无论何种社会都需要爱的传递，需要真情的奉献，要让爱时刻萦绕于社会的角落和人们的心中。一再地提醒和强化这种意识，告诫人们道德、真情或者爱的可贵，是不可缺失的。
两年后，周慧珺又送走了自己敬爱的拱先生。这两位为书法事业奋斗终生的老人横遭迫害，但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笔耕不辍。更为可惜的是，沈老生前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虽是万分痛苦却不得已将自己毕生积累的作品，乃至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藏品一一撕扯成碎片，浸入洗脚盆中泡成纸浆，最后捏成团条，放进菜篮里，让儿子在夜深人静之时带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谢稚柳先生在听闻噩耗后作诗寄友人：
诗书老去颂生民，健笔纵横意态新。放眼江山风物美，忆公何止念平生。
周慧珺 行楷书毛泽东词三首轴 1999年
周慧珺 行书李端诗扇面
结识伯乐
送别了沈尹默和拱德邻两位大家前辈，周慧珺迎来了人生中的另一位伯乐——翁闿运先生。
翁闿运(一九一二—二〇〇六)的大名早在青年宫时周慧珺就已经熟知，他的滔滔不绝给周慧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翁先生原籍浙江杭州，故居西湖翁家山。其父翁有成是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进士，迁居苏州，博学精诗，著有《南峰诗草》四卷行世。翁闿运是家中幼子，早年丧母，父亲一人担两责，对于翁氏教导甚严，训勉甚勤。翁有成守持了清人好碑的特点，在翁闿运十岁时令其临习颜真卿《颜家庙碑》，并以颜氏的其人其事教他做人。此后，翁闿运对颜字情有独钟，愈发废寝忘食地临池，直至深夜。曾作诗：“鲁公铁书可摧坚，不畏艰难更向前。我学公书非好事，立身正直仰先贤。”成年后，翁闿运尝试读帖，读帖时间渐多于临池。对于墓志碑铭无所不涉，尤其是名碑古帖常向人借购。眼界日阔，阅历愈深，遂而复工欧赵。翁闿运少时读书极勤，中学时进入了省重点江苏省省立苏州中学读书，课余反复练字。
在《学书与立志》中，翁闿运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初中二年级时，苏北来了一个插班生，觉得他字比我写得好，便引为知己。而我费了两个月时间加倍努力，超过了他。全省中学生书法成绩比赛，我名列前茅。但我私想，凡人做的事，应该人人都能做到。我的目标，想超越古人。因此同学取得的成绩，从不嫉妒，只希望人家比我学得更好，提高我的对立面的水平，迫使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相互追赶，共同前进，这是最愉快的事。这种想法，到老未变。（翁闿运：《艺舟新楫——翁闿运书法诗文集》，二〇〇一年八月，上海书画出版社）
在习书之余，翁闿运还善工诗文，亦作诗数首赠予周慧珺，兹摘录于下：
《健步歌赠周慧珺》（一九七六年七月）
老来健步意兴高，时穿闹市阅人潮。攀登不觉楼居苦，疗贫斗室难解嘲。闲居读书厌枯寂，走访女弟看走毫。要知健步不及健腕好，横扫千军席卷昆仑任君豪。
《赠周慧珺，兼慰其病二首》（一九七七年一月）
其一
爱君少小秉天聪，重以谦虚正直风。不作铅华称淑女，高悬健笔是书雄。由来志士运多蹇，今日良医术最工。二竖焉能缠启秀，三光明烛现长虹。
其二
汝书富丽似琼瑛，风骨中藏实峻嵘。细及毫﹞求妥贴，重如铁石比坚贞。中锋克己成行准，落纸无心见毕生。我信古来仁寿说，相君笔迹保咸亨。
《送周慧珺棣应日本书家邀渡东瀛》（一九八〇年九月）
振翮搏霄今展程，暂栖富士瞰东瀛。凤鸣唤起蓬仙贺，赢得蜚声响赤城。
《口占赠周慧珺》（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君名我字偶相同（注：翁闿运字慧仁），愚慧秉天难冒充。可喜灵犀能自点，后来居上见英雄。（翁闿运：《艺舟新楫——翁闿运书法诗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
静观诗文，我们知道翁闿运先生对于周慧珺的书法、为人的赞重与赏识。那何以周慧珺和翁闿运之间能结下如此深厚的友谊呢？这还得从一九七一年说起。
特殊初期，翁闿运作为“靠边”对象被上海中国画院的“造反派”关入“牛棚”。所谓“牛棚”本就是养牛的牛舍，却成了关人打人的场所，实为辛酸。在“牛棚”中，翁闿运遭到了毒打，他体态瘦小，因而“造反派”对他是“格外关照”。有个二十多岁的“造反派”瞅见了翁闿运的弱势，将他倒吊起，头朝下，双腿朝上，死命抽打，一边还叫嚣着：“打死你这‘反革命’，看你还老不老实。”反复多日，打得翁闿运死去活来，痛不欲生，男青年这才作了罢。以后翁闿运只要远远见到这个男青年，就退避三舍，浑身还忍不住打颤，四肢软散。
此后形势渐松，翁闿运得以从“牛棚”里出来，每天仍要去画院上班。翁氏家住吴淞路，要坐十五路换二十一路，因而每日都得经过周慧珺家。对于周慧珺，翁闿运记忆犹新，这个学生不仅书法基础打得好，而且造诣高、天赋好，很早就已经留心了。于是，翁闿运常常吃完中饭，趁着换车的机会到周家赐教书法。第一次上门时着实将周慧珺吓了一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当时的周慧珺恰恰需要名师指教，虽则她已部分摆脱临摹的局限，开始寻找新的感应点，但总是遇到瓶颈，翁先生的出现犹如雨后甘霖，不期而期。尤其是翁闿运家藏有许多名家碑帖，都是绝好的善本佳作，总会捎带一些到周慧珺家供其读临。正是这一机缘巧合，使得周慧珺的视野再度放大，从颜真卿《祭侄稿》《争座位帖》到黄山谷《松风阁》《忆旧游》。
周慧珺对翁先生就抱有一份感恩、一份敬重，对翁老的感情是很深的。他们的关系亦师亦友，正是从那时起，直到二〇〇六年翁老羽化西归止，翁闿运和周慧珺始终保持着每周切磋书艺、谈古论道的习惯。可以说，翁老就是周慧珺书学思想的直接灌输者和启导者。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策之以其道，食之尽其材，鸣之而能通其意，则千里马有之。翁老这个良师益友确是周慧珺学书之道的伯乐。
翁闿运自身的书法得萧蜕庵亲授篆法，上自两周金文，下迄秦汉以至北宋，名碑剧迹皆勤习，因而四体兼长，尤以真行两体为妙。真书微掺隶法，厚重朴茂，筋骨内含，秀雅外溢；行书则兼容碑帖，笔法精熟，酣厚老练，秀逸清峻；篆书温润古雅，似汉碑额，又含己意；隶书端雅方正，内秀外雄，颇得古韵。此外，翁闿运还是书法理论家、碑帖鉴定大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谢稚柳在周总理和陈毅市长的授意下，以上海文管会的名义回购征收了许多流散于公私人家的书画剧迹，其中翁老就负责书法方面的鉴定，谢稚柳本人负责绘画方面的甄别。例如，有国宝之美誉的宋拓《李玄靖碑》正是翁老仔细斟酌，拍板确认为的，现存于上海博物馆。这种鉴定能力的高超展现其实都和翁闿运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国学涵养密不可分。同时，翁闿运又特别欣赏甲骨文和青铜器上的文字，因此对金石文字也颇有研究。
在周慧珺家窄小的厨房里，周慧珺经常接受着翁闿运的指导与帮助，犹如奔泉渴骥，苦练真书。尤其是翁闿运深厚的诗文功底更是让周慧珺别开眼界，每每在学书闲暇时念谈诗文。念得久了，翁闿运就会摇头晃脑，带着长长的唱腔，好似古人般咏怀抒情。
不过，翁闿运也有一个毛病，那就是话多好动。在青年宫教书时周慧珺就是被翁闿运的滔滔不绝所吸引，现在是切身体会到了翁氏的能言会道，交谈时往往容不得自己插口。甚至连平时已经沉默寡言的周志醒也忍不住苦笑，连叹翁氏说话的功力。一次，翁闿运在和周慧珺谈论书法，不知不觉到了傍晚用饭时，可翁老丝毫没有歇止的意思。于是，周志醒就催促起来，周慧珺则碍于师面，只得应付：“等一下，就来。”不曾想，翁闿运仍旧我行我素，言无不尽。待到周志醒第六次来催时，也许是翁闿运感到了肚子有点饿，才赶忙歇了下来。老人也不用饭，径直告别而去，留下了已经饿得发慌的周慧珺。
此外还有件趣事。周慧珺和家中的二姐都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幸好有一位金医生是周家的旧友，时常会到周家为他们推拿治疗，久而久之也识得了翁闿运。这位金医生虽是医生但却目不识丁，有点“江湖医生”的味道。长得倒是清秀白净，举止彬彬有礼，尤其是两双眼眸炯炯有神。一次看见翁闿运又在那绘声绘色地说着什么时，他偷偷地对周慧珺说：“你看他那瘦小的样子，活蹦乱跳的像个猴儿，和我比起来谁更像知识分子啊？谁更有文化啊？怎么着看上去也是我更有文化嘛！”说得周慧珺哈哈大笑。
和翁闿运熟识的人还知道，翁老端坐时喜欢“跳动”——每说一句话腰板就喜欢挺一下，片刻不闲。这种好动的天性使得翁闿运不喜欢呆在家里，走亲访友是常事。所以说，翁闿运那时虽然已六十多岁，体貌渐老，但心依旧好似一个青壮年般，至始至终怀揣着强烈的创作欲和求知欲。不得不说正是这样通达的生活态度才能使他挺过迫害，在以后的日子里大开大阖，驰骋书坛。
周慧珺的一位表亲还认识方去疾，随他学刻印，因而方去疾也到过周家几回。方先生在当时是篆刻界的权威人物，也擅书法，对周慧珺的书法十分看好。
七十年代初期，某人携带杂志拜访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沈雁冰（茅盾）时，说到最近上海出了几位年轻的书法家，很有前途。茅盾回应道：“周慧珺写得好。”茅盾是驰名中外的一代大师，他本人的书法受宋徽宗“瘦金体”的影响，颇有成就。他对周慧珺的评价可谓是“慧眼识英”，也是当时级别最高的领导人对周慧珺的评价。后来，周慧珺还为茅盾的故居所在地乌镇景区入口题写匾额，不知是否巧合。
周慧珺 行书王文治论书诗轴 2006年
书坛回春
一九七二年，一个重大的转折即将改变上海书坛的发展轨迹，预示着书法运动的复兴。
那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毛主席在接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发表了关于“学一点历史，学一点哲学，学一点书法”的讲话，并赠给随同田中来华访问的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一本怀素《自叙帖》的影印本，堪称国宝。就是这句“学一点书法”的论调被张春桥知道后，揣摩上意旋即跟进，电令在上海的徐景贤授意复旦大学教授郭绍虞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题为“学一点书法”，同时紧急要求上海画院书法组把全市的书法工作抓起来，开展起一些小规模的书法交流活动。这个政治运动的新导向，对于上海书法界在全国书法组织尚未勃兴之时复又崛起意义特别重大。
据周志高回忆：
自一九七二年开始，就有日本人到上海参观旅游。因工作关系，我接触到大量日本人，对中国书法，他们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他们认为中国是书法的母国，对古代书法家非常崇拜，对兰亭等书法名胜也很向往；二，他们认为当代中国落后，穷，书法在走下坡路。他们看不起中国的书法家，甚至放言，如果中国想把书法搞上去，就得去日本学习，他们那里有研究生和博士生。态度很傲慢。（樊利杰：《风雨三十年——对话周志高》，《书法报》第三十四期，第一版）
此情此景正是当时最真实的文化写照，联系起毛主席要求“学一点书法”和他老人家一贯不服输的倔强气概，此中的深意也就不难理解了。于是，政策的相对宽松也就极大地释放了学书者的创作热情，引发了持续十数年的“书法热”。
同年，书法家徐伯清（一九二五—二○一○）敢为天下先，大胆尝试举办书法展览。在其积极斡旋下上海画院和南市区文化馆、园林局共同在蓬莱公园举办了书法展，引起了广大书法爱好者的热议。之所以要提这次展览，在于这是那段时期以来上海书坛影响最为广泛、质量最为一流的全市性书法展览。在百废待兴之时，展览会由王个簃老先生题写“书法展览会”隶书匾额，延请胡问遂手书楷书前言，同时集中展示了任政、赵冷月、单晓天、翁闿运、徐伯清、周慧珺、吴建贤等一大批沪上知名大师及中青年优秀书家的一百多幅作品。中堂、尺牍、条幅等详备罗列，参观群众则是山呼海啸般蜂拥而至，数日不绝。一九七四年，蓬莱公园又举办了一次书画展览会，除了书法家外，还云集了刘海粟、陆俨少、程十发、关良等名师画作。这二次高质量的书画展览会使得当时的蓬莱公园声名鹊起，为大众百姓提供了一个欣赏艺术、欣赏美的公共场所。
经历了一系列的展览、展示后，周慧珺也凭藉出色的书艺在青年书法家中小有名气，受到了出版界领导的瞩目，《人民中国》就刊登了周慧珺书写的行书—杜牧《山行》。一九六二年，周慧珺所临米芾《蜀素帖》就曾被刊登在了《新民晚报》上，而这一次则是周慧珺作为创作作品第一次登上出版物了，那天晚上，周慧珺一直写到深夜，忙出了一身的汗。要知道那时能有作品被选中出版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周慧珺的兴奋劲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再怎么说也算是“处女作”嘛！
一年后，也就是一九七三年一月，为庆祝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人民中国》杂志的日文版一月号又决定筹办《现代书法作品选》专辑，发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等地二十一位书法家的作品，旨在向日本推介当代中国书家。周慧珺的名字和她那清新脱俗、龙蟠虎踞、宽舒练达的书风，赢得了日本同仁的激赏。
同年十月一日，上海博物馆展出甲骨、碑帖、墨迹等共一百六十七件。展览持续了二十五天，吸引观众达八千二百七十七人次，是为中国古代书法展。一个月后，上海中国画院又操办了特殊时期以来上海市第一届书法篆刻展，共在上海美术展览馆展出一百五十件书法，四十三件篆刻作品。周慧珺和周坚白的儿子周德兴、女儿周德音的作品都入选了本次展览，后者入围了少年儿童作品展。
周慧珺 行书卢照邻诗扇面 2008年
一帖成名
一九七四年一月，上海书画出版社打算出版一本字帖，囿于古代传统的碑帖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产物不得出版，因而只能由当代人书写近现代人的作品。但诸如沈尹默、翁闿运、胡问遂、拱德邻、任政这些大家权威靠边的靠边，故世的故世，谁来书写就成为一道难题。于是书画社领导决定在工农兵书法通讯员中挑选一位，寻来觅去，看中了在青年书法界头角峥嵘的周慧珺。当上海书画社工作的周志高先生来约稿时，周慧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并且立刻表示：“自己还太年轻，怕承担不起这么重要的任务。”但是周志高勉励她：“现在只有上海有能力也有机会出版这本字帖，可惜老一辈的书家不能写，我们出版社也是几经权衡，并非贸贸然地找到你。这是我们对你书法水平的认可，感觉你是工农兵通讯员中的好苗子，因此你就放心大胆地写，不要有太多的顾虑。”
几经劝说，又在方去疾（一九二二—二〇〇一）等老书家的支持下，时年三十五岁的周慧珺终于接受了上海书画社的约稿，出版了平生第一本字帖——《行书字帖——鲁迅诗歌选》，比她所崇扬的米芾书《蜀素帖》时小了三岁！这是特殊时期全国第一本由当代人书写的行书字帖。
刚开始书写字帖，周慧珺一家既紧张又兴奋。周志醒更是一反平日之木讷，时不时会关心周慧珺的书写进度，他是多么希望家里有个人能成名成家，走上文艺的道路啊。这本字帖的书写难点就在于不仅要为诗歌加标点，还要写简化字。众所周知，书者惯写繁体字甚至是异体字，不为别的，就为求结体、章法、布白的变换随意，不主故常。简体字不仅是对书者传统书写方式的挑战，更是对其自由发挥、伸展腾挪的局限，因而对于周慧珺的基本功是一个很好的历练。为此，周慧珺没少费心思，写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稿纸堆叠如山，用她写完后朴实的言语来说：“真是累啊！”
终究功夫不负有心人，字帖顺利出版了。
赭红的封面，由上至下，抬头“行书字帖”，下启“鲁迅诗歌选”和“周慧珺书”印。翻开字帖，字帖中那刚健俊逸的墨迹令人耳目一新。在字帖匮乏的年代，突然出现了这样一本既含米字那种戢锐于内、振华于外的风格，又有颜体的宽博和稳重的气势，体现出强烈时代感的字帖，犹如在炎炎夏日吹来了一阵凉风，无数人为之惊叹折服，又曾几何时能够想到此帖竟出自一位病疾身缠的女子手中。
周慧珺在此后刊布的一本字帖“自序”中写道：
遭受变故及自身受疾病折磨，这一时期的书风追求雄强刚健，以表达自己在逆境中不甘屈服的心志。
也许周慧珺字帖里所表达的精神，在当时的学书人心中产生了共鸣，人们争购踊跃，首版很快售罄。于是一版再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连印十多版，创下了印数一百多万册的空前记录。一阵周慧珺书法热的旋风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令全国的书法爱好者都记住了周慧珺的名字以及她那具有独特风格的书法作品，甚至有了“慧珺体”的称谓。现在有很多从外省市赶来求索周慧珺墨翰的人，仍旧会念叨当时学书临习的第一本字帖就是周老师的《行书字帖——鲁迅诗歌选》。著名书法史和书法理论学者白谦慎就在书中写过一段时间众人学沈尹默，一段时间则学周慧珺。
不过周慧珺在谈及这本字帖时还是保持着一贯的谦逊，她认为：
这本字帖的创作水平远不是现在可比，那时还太年轻，技法还不成熟。同时，这本字帖的出版风行也是由当时的特定条件所造成的。首先是传统法帖被视为封建糟粕，禁止出版；其次，老一辈的著名书法家被打成牛鬼蛇神，不准写；最后，就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惟有上海书画社有能力出版字帖。再加上当时碑帖匮乏，这本字帖出版后销量之好也就可以理解了。（李静、张亚圣：《一生一首翰墨诗——周慧珺》）
同时她又觉得与现在三十多岁的优秀作者相比，无论功力和技法，这本字帖还是颇为稚嫩的。周慧珺在接受《书法报》采访时毫不讳言：
我当时能得以出版这本字帖，或许是一次“历史的误会”，现在的青年作者比我当时的起点高得多，社会的氛围也好得多，我相信他们必定能轻松地超越我们这一代人的。
一九七五年，周慧珺在翁闿运的引荐下进入了上海中国画院，成为一名专职书法家，此前一年周慧珺已被长期借调入中国画院学习、创作。这时期的上海中国画院从上海各处借调来很多优秀的中青年书法家，补充到画院的队伍中。例如，一九八〇年时韩天衡从自来水厂调入，张森是从光学仪器厂来的，童衍方是副食品市场里借调来的。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只为艺术而聚集。周慧珺还得到了塑料研究所的放行，所里领导很支持她搞书法创作，因而在借调一年后正式将关系迁入上海中国画院。这意味着在经历了公私合营，周慧珺终于不用再为家庭生计辗转奔波了。
周慧珺自己形容那段岁月：
帖中自有黄金屋，这里名家荟萃、如众星列河汉。我可自言自语，亦可与古人对话。我寻找着精神慰藉，唯有这片黑白天地才能让我自由地倾吐自己的喜怒哀乐，才能让我通过笔端来表达我身处逆境、自强不息的心迹。这时，我领略了人生，亦领略了“书为心画”的含义。（周慧珺：《书道苦旅》）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周慧珺传》二〇一一年八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刊发时有删节）
周慧珺 行楷书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册（部分） 2010年
本期专题内容请见《中国书法》杂志2012年第3期